2010年6月12日星期六
第三勢力與新左派初探（下，續完）
（續昨）
转载自《东方日报》 日期：2010年6月12日
比起民主行動黨，公正黨具有較為明顯的左傾。雖然其政綱未提社會主義，但強調社會正義和公正。而行動黨在2000年時已修改其黨綱，將「社會主義」字眼去掉，它是在時代大潮流底下（蘇聯1990年的瓦解，及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一個大轉折。
當然，行動黨既然不再扮演「社會主義」的守護神，這也意味著該黨不屬於新左派了。它能在政壇上冒出頭來是因為人民思想的轉變，不再囿於意識形態，而是思變之心切，才有了308政治海嘯。
不過如果沒有安華的牽頭，沒有安華的堅持，用新左派的角度審時度時，2008年的政治海嘯未必會席捲大馬。安華成功勸說回教黨走回民族主義路線，不再訴諸宗教至上，並容忍公正黨引進左翼人才。因此在2008年，回教黨不再反對公正黨稍微向左轉。（在2004年大選時，回教黨精神領袖聶阿茲，曾公開反對公正黨的賽胡申阿里角逐哥打峇魯國席，理由是他是左翼份子，不被回教黨歡迎。）
另一方面是安華效應再度發酵，說服行動黨以大局為重，別一味排斥回教黨，才有了2008年的政治海嘯。馬來西亞的政治格局又重新劃分。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兩線制」。一邊是國陣；另一邊是民聯。許多人為兩線制在50年後能誕生感到歡欣鼓舞。可惜的是「兩線制」正備受挑戰，能否形成固定的模式，沒人知道。畢竟，國陣並不希望兩線制改變了原來一黨獨大的局面。
正當兩線制鬥爭方興未艾之際，又有人提出第三勢力的建議，以在國陣和民聯之外有第三個選擇。支持這種觀點的人以社運份子柯嘉遜的言論較為出位，不過尚未形成一個輿論。換句話說，這種帶有批判性和否定兩線制的思想尚未能普及，也被認為是操之過急的。
新左派思潮尚未形成
如果有人認為，社會主義黨具有這樣的特徵（它依附民聯，但不歸順民聯，形成一種微妙的合作與矛盾體），可以成為第三勢力，或可以被視為較正規的「新左派」（自稱為新馬克思主義者），那也是過於單純和一廂情願的想法。
因為就我們看來，社會主義黨的自力更生尚待考驗，它若離開公正黨自行提名大選，能否勝出倒是一個大疑問。這就是說，在現階段，第三勢力和新左派只能按安華的演繹來解讀，不能按社會主義黨或其他左翼人士來主觀論釋。無論如何，我們認為第三勢力和新左派只是一種傾向和形式，乃至是一個影子，主要反映出與國陣有明顯的區別。但它尚未形成一種思潮和一股政治運動，因此還須要面對時間的考驗。
（本文部分內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請所作的政治專題演講摘要，前後共兩句鐘。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本文分三個部分，這是最後部分下篇。）
转载自《东方日报》 日期：2010年6月12日
比起民主行動黨，公正黨具有較為明顯的左傾。雖然其政綱未提社會主義，但強調社會正義和公正。而行動黨在2000年時已修改其黨綱，將「社會主義」字眼去掉，它是在時代大潮流底下（蘇聯1990年的瓦解，及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一個大轉折。
當然，行動黨既然不再扮演「社會主義」的守護神，這也意味著該黨不屬於新左派了。它能在政壇上冒出頭來是因為人民思想的轉變，不再囿於意識形態，而是思變之心切，才有了308政治海嘯。
不過如果沒有安華的牽頭，沒有安華的堅持，用新左派的角度審時度時，2008年的政治海嘯未必會席捲大馬。安華成功勸說回教黨走回民族主義路線，不再訴諸宗教至上，並容忍公正黨引進左翼人才。因此在2008年，回教黨不再反對公正黨稍微向左轉。（在2004年大選時，回教黨精神領袖聶阿茲，曾公開反對公正黨的賽胡申阿里角逐哥打峇魯國席，理由是他是左翼份子，不被回教黨歡迎。）
另一方面是安華效應再度發酵，說服行動黨以大局為重，別一味排斥回教黨，才有了2008年的政治海嘯。馬來西亞的政治格局又重新劃分。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兩線制」。一邊是國陣；另一邊是民聯。許多人為兩線制在50年後能誕生感到歡欣鼓舞。可惜的是「兩線制」正備受挑戰，能否形成固定的模式，沒人知道。畢竟，國陣並不希望兩線制改變了原來一黨獨大的局面。
正當兩線制鬥爭方興未艾之際，又有人提出第三勢力的建議，以在國陣和民聯之外有第三個選擇。支持這種觀點的人以社運份子柯嘉遜的言論較為出位，不過尚未形成一個輿論。換句話說，這種帶有批判性和否定兩線制的思想尚未能普及，也被認為是操之過急的。
新左派思潮尚未形成
如果有人認為，社會主義黨具有這樣的特徵（它依附民聯，但不歸順民聯，形成一種微妙的合作與矛盾體），可以成為第三勢力，或可以被視為較正規的「新左派」（自稱為新馬克思主義者），那也是過於單純和一廂情願的想法。
因為就我們看來，社會主義黨的自力更生尚待考驗，它若離開公正黨自行提名大選，能否勝出倒是一個大疑問。這就是說，在現階段，第三勢力和新左派只能按安華的演繹來解讀，不能按社會主義黨或其他左翼人士來主觀論釋。無論如何，我們認為第三勢力和新左派只是一種傾向和形式，乃至是一個影子，主要反映出與國陣有明顯的區別。但它尚未形成一種思潮和一股政治運動，因此還須要面對時間的考驗。
（本文部分內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請所作的政治專題演講摘要，前後共兩句鐘。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本文分三個部分，這是最後部分下篇。）
第三勢力與新左派初探（中）
（續昨）（《东方日报》2010年6月11日）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陳志勤於1972年離開民政後創組社會正義黨，他認為民政已變質淪為右翼政黨，與國陣大合唱，也就將溫和社會主義的大衣穿在身上。無奈時不予他，在1974年大選時只他一人中選國會議員，王裕好中選州議員，到了 1978年又讓其政治徒弟陳勝堯接位但敗走麥城。社正黨至此已到了盡頭，這股既非新左派也不是第三勢力的政黨，無法在馬來西亞政治史上留下痕跡是預料中事。
情勢的轉變發生在1990年的大選，那時脫離巫統的東姑拉沙裡聲勢浩大地成立46精神黨，儼然以巫統的替代者立足在政治舞台。它分別結合了回教黨和行動黨組成的反對黨陣線，目的是在贏取執政權，不具強烈的思想意識，只能視為政治利益的「聯婚」。
雖然在那一年，華社的一些輿論通過行動黨（以林晃升為主）喊出了兩線制，但得不到馬來社會的響應，也只有行動黨在1990年唱豐收。無形中，種族在政治上的差異被反映出來。
必須注意的是，在1989年是馬共下山的一年，它與馬、泰政府簽署的合艾和平協議，意味著正規的左翼統戰結束了政治鬥爭，也讓位於反對黨陣線自我標榜其政治立場。它取代了左翼統戰的政治角色，但此與「新左派」扯不上關係，也不能視為第三勢力。46精神黨的失敗也就是因為它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只是巫統的翻版。
也只有來到1998年，政局才又有一番新景象，也給新政治思潮留有遐想的空間。這一年身為副首相的安華與首相馬哈迪交惡下台，更被開除出巫統。這一下子，安華憑其個人聲望捲起政治千層浪，讓大馬人民看傻了眼。
他的這股勢力源自於他70年代組織ABIM（回教青年運動），而擁有數以千萬計的支持者與「信徒」的政治力量。他用回教的復興帶動新政治潮流，當他在80年代初期被馬哈迪收編時，這股力量歸順統治集團；當他在90年代後期與馬哈迪翻臉後，這股力量又成為反政府的洶湧波濤。「烈火莫熄」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燃燒起來的。
不久之後，安華成立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國民公正黨」。相較於回教黨而言，安華是從中出現的「第三勢力」，既取代已解散的46精神黨（後期改成46精神馬來人黨，1996年解散回巢巫統），也不同於側重宗教的回教黨。
如果從安華一貫的思想作研究的話，他先是一名回教改革者，後是一名社會改革者，到後來則成為一名政治改革者。這其中的漫長變化反映出安華從未放棄其改革議程，只是他原相信也接受只有巫統才有權力做出改變；當巫統不需要他的時候，他便反過來用另一個思維與右翼路線的巫統頑抗。
這種思維屬於新第三勢力，也十分巧妙地夾帶著某種形式的「新左派」的傾向，以顯示他不重蹈46精神黨的覆轍。例如他在2003年促成左翼的人民黨與公正黨合併，並易名為「人民公正黨」，就是準備讓這個政黨帶有新左派的色彩。雖然人民黨的解散並不澈底，後來又復甦了，但氣勢大不如前。
又例如它在2008年的大選，也讓出三個席位於新成立的「社會主義黨」候選人，且有兩人分別中選國州席，即霹靂和豐國會議員古瑪醫生及雪州哥打白沙羅區州議員的黨主席納西爾（這個政黨雖在1998年成立，但延至2009年才獲准註冊）。
他們兩人是在公正黨旗下取得勝利的，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安華也具有新左派的思想，可以容納左派中人加入陣營。抑有進者，在公正黨領導層的洗牌中，安華讓人民黨前主席賽胡申阿里博士擔任署理主席，意味著這個政黨是中間偏左的。
（本文系作者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所作的演講摘要。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文分三個部分，這是最后部分中篇。）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陳志勤於1972年離開民政後創組社會正義黨，他認為民政已變質淪為右翼政黨，與國陣大合唱，也就將溫和社會主義的大衣穿在身上。無奈時不予他，在1974年大選時只他一人中選國會議員，王裕好中選州議員，到了 1978年又讓其政治徒弟陳勝堯接位但敗走麥城。社正黨至此已到了盡頭，這股既非新左派也不是第三勢力的政黨，無法在馬來西亞政治史上留下痕跡是預料中事。
情勢的轉變發生在1990年的大選，那時脫離巫統的東姑拉沙裡聲勢浩大地成立46精神黨，儼然以巫統的替代者立足在政治舞台。它分別結合了回教黨和行動黨組成的反對黨陣線，目的是在贏取執政權，不具強烈的思想意識，只能視為政治利益的「聯婚」。
雖然在那一年，華社的一些輿論通過行動黨（以林晃升為主）喊出了兩線制，但得不到馬來社會的響應，也只有行動黨在1990年唱豐收。無形中，種族在政治上的差異被反映出來。
必須注意的是，在1989年是馬共下山的一年，它與馬、泰政府簽署的合艾和平協議，意味著正規的左翼統戰結束了政治鬥爭，也讓位於反對黨陣線自我標榜其政治立場。它取代了左翼統戰的政治角色，但此與「新左派」扯不上關係，也不能視為第三勢力。46精神黨的失敗也就是因為它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只是巫統的翻版。
也只有來到1998年，政局才又有一番新景象，也給新政治思潮留有遐想的空間。這一年身為副首相的安華與首相馬哈迪交惡下台，更被開除出巫統。這一下子，安華憑其個人聲望捲起政治千層浪，讓大馬人民看傻了眼。
他的這股勢力源自於他70年代組織ABIM（回教青年運動），而擁有數以千萬計的支持者與「信徒」的政治力量。他用回教的復興帶動新政治潮流，當他在80年代初期被馬哈迪收編時，這股力量歸順統治集團；當他在90年代後期與馬哈迪翻臉後，這股力量又成為反政府的洶湧波濤。「烈火莫熄」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燃燒起來的。
不久之後，安華成立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國民公正黨」。相較於回教黨而言，安華是從中出現的「第三勢力」，既取代已解散的46精神黨（後期改成46精神馬來人黨，1996年解散回巢巫統），也不同於側重宗教的回教黨。
如果從安華一貫的思想作研究的話，他先是一名回教改革者，後是一名社會改革者，到後來則成為一名政治改革者。這其中的漫長變化反映出安華從未放棄其改革議程，只是他原相信也接受只有巫統才有權力做出改變；當巫統不需要他的時候，他便反過來用另一個思維與右翼路線的巫統頑抗。
這種思維屬於新第三勢力，也十分巧妙地夾帶著某種形式的「新左派」的傾向，以顯示他不重蹈46精神黨的覆轍。例如他在2003年促成左翼的人民黨與公正黨合併，並易名為「人民公正黨」，就是準備讓這個政黨帶有新左派的色彩。雖然人民黨的解散並不澈底，後來又復甦了，但氣勢大不如前。
又例如它在2008年的大選，也讓出三個席位於新成立的「社會主義黨」候選人，且有兩人分別中選國州席，即霹靂和豐國會議員古瑪醫生及雪州哥打白沙羅區州議員的黨主席納西爾（這個政黨雖在1998年成立，但延至2009年才獲准註冊）。
他們兩人是在公正黨旗下取得勝利的，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安華也具有新左派的思想，可以容納左派中人加入陣營。抑有進者，在公正黨領導層的洗牌中，安華讓人民黨前主席賽胡申阿里博士擔任署理主席，意味著這個政黨是中間偏左的。
（本文系作者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所作的演講摘要。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文分三個部分，這是最后部分中篇。）
第三勢力與新左派初探（上）
转载自：《东方日报》
作者 ：謝詩堅
日期 ：2010年6月10日
當馬新左翼政治運動在七、八十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後，新崛起的政治勢力是否是第三勢力？這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左翼公開統一陣線在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基本上逐漸減少政治衝突事件，乃至於在80年代初期自我流放；而馬共在1989年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後，也解除武裝鬥爭，結束長達41年的游擊戰爭。從那一刻起，馬新傳統的左翼運動也結束了它的歷史任務。馬共成員「解甲歸田」或落戶泰南）。
這就是說，在90年代之後，由誰取代了馬新左翼統戰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千禧年後又有否出現新左派？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第三勢力的源頭，和所謂新左派究竟是怎樣標籤和定位的。
首先，在60年代初期，當新加坡的左翼陣線脫離人民行動黨另立社會主義陣線（1961年）時，它已經抽離人民行動黨的左翼因子，並把人民行動黨歸為右翼集團（當時左翼圈子流行的「拉赫曼李光耀反動集團」說法就是這樣來的）。
由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是執政黨，而代表右翼的新加坡聯盟又起不了作用，因此在那之後，新加坡政治也就是以「反馬來西亞」或「支持馬來西亞」作為分水嶺，還沒明顯以左右派來定位。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正式成立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又已在較早舉行的大選取得執政權，使到新加坡社陣的反大馬運動受到挫折，但兩者在新加坡的鬥爭越趨激烈，而不是矛盾緩和。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在1964年時，在馬來半島（或稱西馬）揚出第三勢力的旗幟，出其不意地參加馬來西亞成立後的首次大選。在那個時候，以馬來亞社陣為首的勢力仍是波瀾壯闊的，它是三個政黨的結合體（勞工黨、人民黨及由前農長阿都阿茲領導的國民議會黨於1963年加入）。
同樣的，它打著反馬來西亞的旗號，與促成馬來西亞落實的聯盟對著幹。回教黨沒有加入這個左翼統戰，但它默認這樣的運動，因為在1963年時，回教黨也是反對馬來西亞成立的（執政吉蘭丹州的該黨起訴大馬政府，反對將吉蘭丹納入其中，結果敗訴）。
行動黨參選社陣慘敗
原本是左右派陣線明顯的對壘，由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插足選舉（雖只象徵性地派出11名國會候選人，但產生的衝擊也在日後改變馬來西亞的政治版圖），頓然使到局面為之一變。在非馬來人社會中；尤其是華人社會中掀起思想震盪，既要取代馬華又要壓下社陣的李光耀憑其個人優勢（任新加坡（州）總理），在馬來半島的群眾大會捲起千層浪，所到之處，萬頭攢動，雖然大選成績行動黨出師不利，只勝一國席（吉隆坡孟沙），但也影響到社陣慘遭失敗。
現在看來，不是第三勢力發生巨大作用，而是印尼的對抗馬來西亞，造成選民（特別是華裔選民）寧可一面倒向支持聯盟，也不要冒險支持一個「親印尼政府」的社陣。就這樣，聯盟取得輝煌的成績，馬華的陳修信也沾沾自喜地將之解讀為華人票的大回流（雖然在那一年的選舉，以第三勢力再出發的林蒼祐率其民主聯合黨（UDP）在檳城贏得一國四州席，但不算是第三勢力崛起，而是憑其個人魅力所致）。
雖然如此，李光耀這一「非共社會主義」理念卻在馬來西亞成了第三勢力，但嚴格來說，人民行動黨當時所標榜的尚不是新左派，它在「正統」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眼中，是修正派或是西方式的「假」左派（我們將在較後觸及什麼是「新左派」）。
例如李光耀在1965年在馬來西亞推動成立的「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團總）就是拉攏非聯盟的「非共社會主義者」在一起形成第三勢力。詎料不久後因新加坡的退出馬來西亞，第三勢力無法凝成一股的政治力量。
社陣淡出議會舞台
就在新加坡退出馬來亞亞後，馬來西亞的政局又有奇峰突起的變化，一邊是左翼的社陣轉向街頭鬥爭，左翼內部開始分裂，而以勞工黨杯葛1969年大選退出憲制鬥爭作為標記。另一邊是代表第三勢力的反對黨，主要是以取代人民行動黨的民主行動黨，和收編民主聯合黨及整合左翼溫和份子的民政黨作為代表性的政黨。
但它們都無法打擊聯盟的鞏固，再加上左翼統戰已自動放棄議會鬥爭，也就讓新崛起的政黨一展身手。說他們是第三勢力也可以，或說它們取代社陣留下的真空也行，但把他們歸納為「新左派」，那就說不過去了。
果然在1969年的大選後，躍居成為檳州執政黨的民政黨雖穿著「溫和社會主義」的大衣，但在內訌底下，林蒼祐又本質回歸，投入聯盟的懷抱及後來成為國陣的成員；甚至連一向以來就與聯盟唱對台戲的人民進步黨也加入國陣，在霹靂州組成聯合政府。人民進步黨說不上是「社會主義」的政黨，但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代表著霹靂州印裔和華裔的力量，是一股第三勢力）。
這樣一來，反對黨陣營中只剩下民主行動黨在苦撐局面，雖然它興起於1969年的大選，但接著下來發生的「513」種族衝突事件，也使到行動黨折兵損將（或退黨或被扣留）。它的民主社會主義立場也因在一個時期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並為其內安法令辯護，而在70年代中期發生黨內的分裂。
范俊登就是反對林吉祥的「親新加坡的立場」而退出行動黨的其中一人，轉而加入在80年代初期由葉錦源在1978年退出行動黨另組的社會主義民主黨。（范俊登在2004年在重回行動黨懷抱，且在霹靂參州選失敗後退隱政壇是後話，按不下表。）
但社會主義民主黨在大選中一無所獲，也就讓這個政黨無疾而終。如果可以演繹的話，副秘書長范俊登確實具有新左派的思維（源自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可惜在那個年代成不了氣候，因為馬共仍然是一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隊伍，新左派仍沒有市場。
（本文部分內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請所作的政治專題演講摘要，前後共兩句鐘。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全文共分三個部分，這是最後部分上篇。）
作者 ：謝詩堅
日期 ：2010年6月10日
當馬新左翼政治運動在七、八十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後，新崛起的政治勢力是否是第三勢力？這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左翼公開統一陣線在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基本上逐漸減少政治衝突事件，乃至於在80年代初期自我流放；而馬共在1989年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後，也解除武裝鬥爭，結束長達41年的游擊戰爭。從那一刻起，馬新傳統的左翼運動也結束了它的歷史任務。馬共成員「解甲歸田」或落戶泰南）。
這就是說，在90年代之後，由誰取代了馬新左翼統戰所扮演的角色？而在千禧年後又有否出現新左派？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第三勢力的源頭，和所謂新左派究竟是怎樣標籤和定位的。
首先，在60年代初期，當新加坡的左翼陣線脫離人民行動黨另立社會主義陣線（1961年）時，它已經抽離人民行動黨的左翼因子，並把人民行動黨歸為右翼集團（當時左翼圈子流行的「拉赫曼李光耀反動集團」說法就是這樣來的）。
由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是執政黨，而代表右翼的新加坡聯盟又起不了作用，因此在那之後，新加坡政治也就是以「反馬來西亞」或「支持馬來西亞」作為分水嶺，還沒明顯以左右派來定位。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正式成立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又已在較早舉行的大選取得執政權，使到新加坡社陣的反大馬運動受到挫折，但兩者在新加坡的鬥爭越趨激烈，而不是矛盾緩和。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在1964年時，在馬來半島（或稱西馬）揚出第三勢力的旗幟，出其不意地參加馬來西亞成立後的首次大選。在那個時候，以馬來亞社陣為首的勢力仍是波瀾壯闊的，它是三個政黨的結合體（勞工黨、人民黨及由前農長阿都阿茲領導的國民議會黨於1963年加入）。
同樣的，它打著反馬來西亞的旗號，與促成馬來西亞落實的聯盟對著幹。回教黨沒有加入這個左翼統戰，但它默認這樣的運動，因為在1963年時，回教黨也是反對馬來西亞成立的（執政吉蘭丹州的該黨起訴大馬政府，反對將吉蘭丹納入其中，結果敗訴）。
行動黨參選社陣慘敗
原本是左右派陣線明顯的對壘，由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插足選舉（雖只象徵性地派出11名國會候選人，但產生的衝擊也在日後改變馬來西亞的政治版圖），頓然使到局面為之一變。在非馬來人社會中；尤其是華人社會中掀起思想震盪，既要取代馬華又要壓下社陣的李光耀憑其個人優勢（任新加坡（州）總理），在馬來半島的群眾大會捲起千層浪，所到之處，萬頭攢動，雖然大選成績行動黨出師不利，只勝一國席（吉隆坡孟沙），但也影響到社陣慘遭失敗。
現在看來，不是第三勢力發生巨大作用，而是印尼的對抗馬來西亞，造成選民（特別是華裔選民）寧可一面倒向支持聯盟，也不要冒險支持一個「親印尼政府」的社陣。就這樣，聯盟取得輝煌的成績，馬華的陳修信也沾沾自喜地將之解讀為華人票的大回流（雖然在那一年的選舉，以第三勢力再出發的林蒼祐率其民主聯合黨（UDP）在檳城贏得一國四州席，但不算是第三勢力崛起，而是憑其個人魅力所致）。
雖然如此，李光耀這一「非共社會主義」理念卻在馬來西亞成了第三勢力，但嚴格來說，人民行動黨當時所標榜的尚不是新左派，它在「正統」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眼中，是修正派或是西方式的「假」左派（我們將在較後觸及什麼是「新左派」）。
例如李光耀在1965年在馬來西亞推動成立的「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團總）就是拉攏非聯盟的「非共社會主義者」在一起形成第三勢力。詎料不久後因新加坡的退出馬來西亞，第三勢力無法凝成一股的政治力量。
社陣淡出議會舞台
就在新加坡退出馬來亞亞後，馬來西亞的政局又有奇峰突起的變化，一邊是左翼的社陣轉向街頭鬥爭，左翼內部開始分裂，而以勞工黨杯葛1969年大選退出憲制鬥爭作為標記。另一邊是代表第三勢力的反對黨，主要是以取代人民行動黨的民主行動黨，和收編民主聯合黨及整合左翼溫和份子的民政黨作為代表性的政黨。
但它們都無法打擊聯盟的鞏固，再加上左翼統戰已自動放棄議會鬥爭，也就讓新崛起的政黨一展身手。說他們是第三勢力也可以，或說它們取代社陣留下的真空也行，但把他們歸納為「新左派」，那就說不過去了。
果然在1969年的大選後，躍居成為檳州執政黨的民政黨雖穿著「溫和社會主義」的大衣，但在內訌底下，林蒼祐又本質回歸，投入聯盟的懷抱及後來成為國陣的成員；甚至連一向以來就與聯盟唱對台戲的人民進步黨也加入國陣，在霹靂州組成聯合政府。人民進步黨說不上是「社會主義」的政黨，但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代表著霹靂州印裔和華裔的力量，是一股第三勢力）。
這樣一來，反對黨陣營中只剩下民主行動黨在苦撐局面，雖然它興起於1969年的大選，但接著下來發生的「513」種族衝突事件，也使到行動黨折兵損將（或退黨或被扣留）。它的民主社會主義立場也因在一個時期支持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並為其內安法令辯護，而在70年代中期發生黨內的分裂。
范俊登就是反對林吉祥的「親新加坡的立場」而退出行動黨的其中一人，轉而加入在80年代初期由葉錦源在1978年退出行動黨另組的社會主義民主黨。（范俊登在2004年在重回行動黨懷抱，且在霹靂參州選失敗後退隱政壇是後話，按不下表。）
但社會主義民主黨在大選中一無所獲，也就讓這個政黨無疾而終。如果可以演繹的話，副秘書長范俊登確實具有新左派的思維（源自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可惜在那個年代成不了氣候，因為馬共仍然是一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隊伍，新左派仍沒有市場。
（本文部分內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請所作的政治專題演講摘要，前後共兩句鐘。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全文共分三個部分，這是最後部分上篇。）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馬新左翼運動的孕育與發展
转载自《东方日报》
作者：谢诗坚
日期：2010年5月27日
（本文部分內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請所作的政治專題演講摘要，前后共兩句鐘。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共分三個部分，這是第一部分。）
馬來亞和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醒覺，是在孫中山推動革命以後的事；而在孫中山南來之前，馬新人民基本上尚未孕育政治的思想，也就是沒有所謂反殖民地的鬥爭。
事情的原由，應從孫中山於1900年至1910年前後來馬新九次之多說起。他終於在1911年領導辛亥革命成功，完全地改變了他本身的命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
不過，孫中山並沒有在馬新開展本土政治鬥爭，而是號召當地的華人支持他在中國推動革命，以推翻滿清王朝。當時，支持他的以中層階級為多。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批中國文人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開始在馬新傳播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吳純民。
他是福建永春人（以後大批永春人來馬與他有一些關係），在1917年來到吉隆坡，並在1918年聯合一批有國民黨背景的人創辦了《益群報》，大力鼓吹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義；又在1919年「五四」運動在中國掀起時，在馬來亞展開杯葛日貨運動，終不為英當局所容忍，將他逐回中國。吳純民坦誠他是鋤強權植人道的，因而他後來被視為「馬來亞無政府共產主義之父」。
在「無政府主義」輿論被英殖民政府鎮壓後，「五四」運動帶給馬新的基本上是新文化運動。雖也逐漸地在思想上啟發華人具有政治意識，但政黨政治還是沒有被發展起來。
1925年，中國發生上海「五卅」慘案（即上海各界萬人大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屠殺工人和拘捕學生，結果又釀成嚴重血案，英國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開槍，肇13人死，數十人重傷，53人被拘悲劇），導致中國人民義憤填膺，配合於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戰鬥的號召。
這一年（1925年）的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與世長辭。蔣介石取得國民黨控制權後，在翌年撕破國共合作協議，大舉殺害共黨人，其中不少文人為避開追捕，南來介入了秘密的左翼政治運動。
本來在孫中山來馬新時已有同盟會之成立，但只為中國革命之用，不搞本土政治，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將其政治組織轉成國民黨，也同樣不捲入本土的反英鬥爭。
胡志明主持馬共成立儀式
1926年時，有一批原先屬於無政府主義者在轉向共產思想而成為中共成員後，又來到馬新活動，他們包括張洪城。1928年正月，張洪城等人受中共的委派在新加坡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1930年，馬共在胡志明（即後來的越南國家主席）的主持下秘密成立，它取代了「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而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會，不再直接受中共的領導。所謂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當蘇共在1917年在蘇聯建政後，這個組織在1919年由列寧在莫斯科成立。
胡志明當時是代表共產國際來到馬來亞成立共產組織的。這樣一來，馬共在當時的國際條件及當地的工人支持下，得以發展成為一股有勢力的政治集團，它高舉反殖鬥爭的旗號令英國殖民政府坐立不安，不時採取行動鎮壓和逮捕乃至驅逐出境。
1937年，布斯達曼領導的馬來青年同盟（KMM）被視為在歷史舞台出現的第一個馬來政黨，它也高舉反殖民主義大旗，因此也不容於英當局，而後來將之查禁。
巧合的是，1937年是中國政治的轉捩點，也是馬新政治的轉折點。在中國爆發全民抗日，也促成了國共合作。由於這一影響，馬新的華人社會也摒棄黨派之分。在陳嘉庚的號召下，不分左右派，也不分國民黨或共產黨，大家一齊籌款賬災抗日。
日本軍國主義者不但在1937年全面侵華（它在1931年已侵佔中國東北三省），也在1941年底攻佔檳城，並在1942年長驅直下新加坡。在英國不戰而降的恥辱下，馬新人民飽受日本蝗軍三年零八個月的蹂躪和糟蹋，罄竹難書。
在此危難時刻，馬共的游擊戰爭也給英軍提供一個共同反日的機會。就這樣在1943年時，英軍與馬共聯手抗日，首次出現兩個迥然不同的集團竟能走在一塊。
馬共能力大受侷限
儘管這之中隱藏的秘密在當時不為人所知（包括馬共總書記萊特是潛伏在馬共中的法、日、英三面特務），但馬共與英國的合作基本上也完成了歷史的使命。當日本軍國主義者於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後，馬共也從森林走進城市，並在一些地區接管地方政權。
不過比馬共更有系統和更有議程的英國政府，則捷足先登在9月將軍艦駛入檳城，派遣第一批英國軍人登陸，接著又從新加坡登陸。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英軍幾乎已佔有了馬新的大小城市，也自立中央政府。
馬共在沒有完整計劃和缺乏戰略下，任由萊特瞎指揮，竟有一半以上（6800名）馬共軍人復原（1945年12月1日）。這就是說，馬共雖仍有另一半的軍力未復原和保存一些武器（埋在森林內），但氣勢已大不如前。在英國決不承認馬共組成的人民委員會下，馬共反撲的能力已大受限制。
就在這緊要關頭，英國政府突然在1946年初拋出一個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的憲政白皮書，以誘使左翼勢力認同和依據西方民主參與政治遊戲。
眼見此新政即將推行（因英國下議院已通過），無奈馬共的冷淡反應，及戰後出現的馬來亞民主同盟（大本營在新加坡）也同樣認為那是英國延長統治的花招，不予積極響應，終於使到英國在後來改弦易轍。
這是因為，馬來社會對這個快要落實的「馬來亞聯邦」新政憲採取杯葛的抗議行動，弄得英殖民政府陷入左右不能逢源的窘境。
在陰差陽錯下，一個馬來政黨在拿督翁領導下於1946年宣告誕生，它就是在今日仍然呼風喚雨的巫統。巫統的出現，全面地扭轉整個馬新政局；也讓戰後的政治出現更加尖銳化的左右派的鬥爭。
因此審視馬新左翼運動的萌芽和發展是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4年至1918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1939年至1946），形成波瀾壯闊的反侵略鬥爭的高潮。
作者：谢诗坚
日期：2010年5月27日
（本文部分內容系作者今年5月1日應霹靂老友聯誼會之邀請所作的政治專題演講摘要，前后共兩句鐘。總題目是：《馬新左翼運動的過去和未來──新左派及第三勢力初探》。共分三個部分，這是第一部分。）
馬來亞和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醒覺，是在孫中山推動革命以後的事；而在孫中山南來之前，馬新人民基本上尚未孕育政治的思想，也就是沒有所謂反殖民地的鬥爭。
事情的原由，應從孫中山於1900年至1910年前後來馬新九次之多說起。他終於在1911年領導辛亥革命成功，完全地改變了他本身的命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
不過，孫中山並沒有在馬新開展本土政治鬥爭，而是號召當地的華人支持他在中國推動革命，以推翻滿清王朝。當時，支持他的以中層階級為多。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批中國文人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開始在馬新傳播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吳純民。
他是福建永春人（以後大批永春人來馬與他有一些關係），在1917年來到吉隆坡，並在1918年聯合一批有國民黨背景的人創辦了《益群報》，大力鼓吹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義；又在1919年「五四」運動在中國掀起時，在馬來亞展開杯葛日貨運動，終不為英當局所容忍，將他逐回中國。吳純民坦誠他是鋤強權植人道的，因而他後來被視為「馬來亞無政府共產主義之父」。
在「無政府主義」輿論被英殖民政府鎮壓後，「五四」運動帶給馬新的基本上是新文化運動。雖也逐漸地在思想上啟發華人具有政治意識，但政黨政治還是沒有被發展起來。
1925年，中國發生上海「五卅」慘案（即上海各界萬人大遊行，抗議帝國主義屠殺工人和拘捕學生，結果又釀成嚴重血案，英國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開槍，肇13人死，數十人重傷，53人被拘悲劇），導致中國人民義憤填膺，配合於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戰鬥的號召。
這一年（1925年）的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與世長辭。蔣介石取得國民黨控制權後，在翌年撕破國共合作協議，大舉殺害共黨人，其中不少文人為避開追捕，南來介入了秘密的左翼政治運動。
本來在孫中山來馬新時已有同盟會之成立，但只為中國革命之用，不搞本土政治，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將其政治組織轉成國民黨，也同樣不捲入本土的反英鬥爭。
胡志明主持馬共成立儀式
1926年時，有一批原先屬於無政府主義者在轉向共產思想而成為中共成員後，又來到馬新活動，他們包括張洪城。1928年正月，張洪城等人受中共的委派在新加坡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1930年，馬共在胡志明（即後來的越南國家主席）的主持下秘密成立，它取代了「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而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會，不再直接受中共的領導。所謂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當蘇共在1917年在蘇聯建政後，這個組織在1919年由列寧在莫斯科成立。
胡志明當時是代表共產國際來到馬來亞成立共產組織的。這樣一來，馬共在當時的國際條件及當地的工人支持下，得以發展成為一股有勢力的政治集團，它高舉反殖鬥爭的旗號令英國殖民政府坐立不安，不時採取行動鎮壓和逮捕乃至驅逐出境。
1937年，布斯達曼領導的馬來青年同盟（KMM）被視為在歷史舞台出現的第一個馬來政黨，它也高舉反殖民主義大旗，因此也不容於英當局，而後來將之查禁。
巧合的是，1937年是中國政治的轉捩點，也是馬新政治的轉折點。在中國爆發全民抗日，也促成了國共合作。由於這一影響，馬新的華人社會也摒棄黨派之分。在陳嘉庚的號召下，不分左右派，也不分國民黨或共產黨，大家一齊籌款賬災抗日。
日本軍國主義者不但在1937年全面侵華（它在1931年已侵佔中國東北三省），也在1941年底攻佔檳城，並在1942年長驅直下新加坡。在英國不戰而降的恥辱下，馬新人民飽受日本蝗軍三年零八個月的蹂躪和糟蹋，罄竹難書。
在此危難時刻，馬共的游擊戰爭也給英軍提供一個共同反日的機會。就這樣在1943年時，英軍與馬共聯手抗日，首次出現兩個迥然不同的集團竟能走在一塊。
馬共能力大受侷限
儘管這之中隱藏的秘密在當時不為人所知（包括馬共總書記萊特是潛伏在馬共中的法、日、英三面特務），但馬共與英國的合作基本上也完成了歷史的使命。當日本軍國主義者於1945年8月15日宣告投降後，馬共也從森林走進城市，並在一些地區接管地方政權。
不過比馬共更有系統和更有議程的英國政府，則捷足先登在9月將軍艦駛入檳城，派遣第一批英國軍人登陸，接著又從新加坡登陸。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英軍幾乎已佔有了馬新的大小城市，也自立中央政府。
馬共在沒有完整計劃和缺乏戰略下，任由萊特瞎指揮，竟有一半以上（6800名）馬共軍人復原（1945年12月1日）。這就是說，馬共雖仍有另一半的軍力未復原和保存一些武器（埋在森林內），但氣勢已大不如前。在英國決不承認馬共組成的人民委員會下，馬共反撲的能力已大受限制。
就在這緊要關頭，英國政府突然在1946年初拋出一個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的憲政白皮書，以誘使左翼勢力認同和依據西方民主參與政治遊戲。
眼見此新政即將推行（因英國下議院已通過），無奈馬共的冷淡反應，及戰後出現的馬來亞民主同盟（大本營在新加坡）也同樣認為那是英國延長統治的花招，不予積極響應，終於使到英國在後來改弦易轍。
這是因為，馬來社會對這個快要落實的「馬來亞聯邦」新政憲採取杯葛的抗議行動，弄得英殖民政府陷入左右不能逢源的窘境。
在陰差陽錯下，一個馬來政黨在拿督翁領導下於1946年宣告誕生，它就是在今日仍然呼風喚雨的巫統。巫統的出現，全面地扭轉整個馬新政局；也讓戰後的政治出現更加尖銳化的左右派的鬥爭。
因此審視馬新左翼運動的萌芽和發展是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4年至1918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1939年至1946），形成波瀾壯闊的反侵略鬥爭的高潮。
2010年4月16日星期五
以党治国 = 一党治国 PART 2
转载自《东方日报。东方名家》。
作者：谢诗坚 日期：1010年4月15日
巫統與馬華的「以黨治國」
無可否認的，在馬來西亞將「以黨治國」理念或理論發揮的最透徹的政黨要數巫統。它從一開始（1955年起取得了自治政權）就朝這個理念來演繹黨政關係。
雖然有的時候它是「以政制黨」（例如東姑在1959年挑選候選人，就以首相的權威踢走馬華總會長林蒼祐），但更多的時候它是「以黨治國」的（例如1971年敦拉薩上台時，明確提出「以黨治國」理念，而且不含糊地以巫統作為政治核心）。因此在1972年黨選時，敦拉薩期望其愛將加沙裡沙菲依（去年逝世）能中選副主席而成為接班人之一，但因不幸落選而與接班失之交臂。
雖然在1976年時，剛上位的第三任副首相胡先翁想打破常規不從副主席中挑一人為副揆，而想提拔只是中委的內政部長加沙裡沙菲依為副手，以圓敦拉薩的願望，但在黨內引起強烈反彈，結果胡先翁還得從三位副主席中挑一人為副首相。就這樣開始了馬哈迪上位的故事和神話了。
自此之後，巫統的主席（也是當然的首相）就沒有也無法背棄「以黨治國」的理念，即使在1987年東姑拉沙裡挑戰馬哈迪黨主席職時，馬哈迪有說了「氣話」：不一定黨主席就是首相，而是決定於誰能掌握下議院大多數議員。
此說不假， 但以巫統的「老樹盤根」，馬哈迪也不敢「大意失荊州」，而是傾全力以赴，他說只要勝出多一票就是勝了。由此可見，他深諳「以黨治國」的理念是不容易被扭曲和更變的。
再舉一個例子，當法庭於1988年宣佈巫統為非法組織時，馬哈迪馬上成立他的「新巫統」，用以取代原巫統。就這樣他堅定了「以黨治國」的理念。
如果我們不善忘的話，當1981年馬哈迪成為首相時，他就刻意開放黨署理主席由東姑拉沙裡及慕沙希淡爭奪，由勝者出任副揆。當時馬哈迪這樣說，他讓黨代表自由選副首相。
因為此例一開，當安華在1993年逼走嘉化峇峇成為黨署理主席時，馬哈迪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委任安華為副首相，結果當時報章只用了一小欄發表首相署的公告。
由於這樣，馬哈迪在1998年革除安華時，也只能從副主席中挑一人接班。就這樣阿都拉巴達威開始他的政治青雲路。
綜上觀之，不論我們喜歡與否，巫統的治國方略是「以黨治國」的，也不存在「黨政分家」這一說法。
「以政壓黨」馬華靠邊站
回過頭來看馬華公會，它也是從來沒有放棄「以黨治國」的理論，雖然它明知道「當家不當權」，但也根據巫統的模式以黨為重。可是它在某個時候忽略了「以政治黨」的逆轉性。
例如1958年林蒼祐當選馬華總會長時，他既不是內閣部長，也不是檳州首席部長，只是一名州議員和被委任的國會議員。而出任部長的馬華代表有李孝式、陳修信、梁宇皋及翁毓麟。就這樣，一切重要決策在內閣中決定時，林蒼祐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也因為這樣，東姑在1959年對聯盟候選人的排陣祭出「以政壓黨」時，馬華當權派只得靠邊站，「以黨治國」的理念成為笑柄。
當林蒼祐於1959年辭總會長後，接位的是過渡人物謝敦祿，他也不是內閣部長，只是一名上議員（曾任吉打州行政議員），一切權力操在陳修信手裡。因此從1959年到1961年，馬華的「以黨治國」理念只是流於形式，也唯有在1962年陳修信正式出任馬華總會長後，「以黨治國」的理念才多少發揮作用（即馬華的議席配額由馬華推薦人選）。
李三春（1974─1983間任馬華總會長）顯然是最會演繹「以黨治國」理論的。他決意牢牢控制黨，再用黨的力量和權威與巫統力爭。當然這是在不傷及巫統權益的大前提下進行的。比如馬華被允許在國陣內向民政黨發難，只要能拿下民政黨，巫統是不會太過干預的。
馬華在李三春之後所出現的總會長，說老實話竟無一人能出其右。這不是說他們的學識沒有高過李三春，而是他們的謀略與政策的制定是不夠黨性化，經常碰到外來的壓力時就折返或繞道而行，無法像李三春的時代讓人感受到這是一位敢做敢當的總會長。他連行動黨老大都敢面對了，還有什麼他不敢做的？他在位時，起用林建壽打林蒼祐的戰略不論對和錯，不論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確是帶活馬華公會的人，至少在檳州是如此。
「黨政分家」未必行得通
李三春更絕的一招，是專門在檳城收編反對黨的議員，以加強馬華的政治力量和談判籌碼，例如在1982年大選前，馬華原只有兩個檳州議員（即石清霖與黃瑞欽），後來李三春拉攏兩位行動黨州議員（陳毓書與蕭漢欽）加入馬華，又於1980年的一場補選林建壽勝出，馬華一共有五名州議員。這使到李三春累積了籌碼，要求檳州以八席對八席和民政平分秋色而得逞。
自李三春以後在位最久的總會長是林良實，無奈他是在馬哈迪當政的年代出任總會長，要怎麼突破也不可能了。抑有進者，馬哈迪的「以黨治國」中也會使出「以政治黨」來克住馬華，讓馬華不能輕舉妄動。對此，林良實有最深切的感受。
來到黃家定的年代（2003年），國家已進入阿都拉時代，他同樣發現到馬華在國陣內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模糊，因而他轉向黨內提出改革之道。這種民主化的推動也無法改善和提升馬華「以黨治國」的地位，因為面對強大的巫統，它必須或讓路或妥協，否則難成大事。308政治海嘯就是讓馬華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
如果說「以黨治國」模式行不通，馬華需要改成「黨政分家」又是否行得通呢？它依然有危險性。
例如新任總會長蔡細歷不入閣，讓其他人擔任內閣部長，走向「黨政分家」第一步。這是馬華自林蒼祐以降就不曾有過的先例。蔡細歷如果不想成為林蒼祐第二或謝敦祿第二的話，他應有所領悟，警惕自我設陷。
作者：谢诗坚 日期：1010年4月15日
巫統與馬華的「以黨治國」
無可否認的，在馬來西亞將「以黨治國」理念或理論發揮的最透徹的政黨要數巫統。它從一開始（1955年起取得了自治政權）就朝這個理念來演繹黨政關係。
雖然有的時候它是「以政制黨」（例如東姑在1959年挑選候選人，就以首相的權威踢走馬華總會長林蒼祐），但更多的時候它是「以黨治國」的（例如1971年敦拉薩上台時，明確提出「以黨治國」理念，而且不含糊地以巫統作為政治核心）。因此在1972年黨選時，敦拉薩期望其愛將加沙裡沙菲依（去年逝世）能中選副主席而成為接班人之一，但因不幸落選而與接班失之交臂。
雖然在1976年時，剛上位的第三任副首相胡先翁想打破常規不從副主席中挑一人為副揆，而想提拔只是中委的內政部長加沙裡沙菲依為副手，以圓敦拉薩的願望，但在黨內引起強烈反彈，結果胡先翁還得從三位副主席中挑一人為副首相。就這樣開始了馬哈迪上位的故事和神話了。
自此之後，巫統的主席（也是當然的首相）就沒有也無法背棄「以黨治國」的理念，即使在1987年東姑拉沙裡挑戰馬哈迪黨主席職時，馬哈迪有說了「氣話」：不一定黨主席就是首相，而是決定於誰能掌握下議院大多數議員。
此說不假， 但以巫統的「老樹盤根」，馬哈迪也不敢「大意失荊州」，而是傾全力以赴，他說只要勝出多一票就是勝了。由此可見，他深諳「以黨治國」的理念是不容易被扭曲和更變的。
再舉一個例子，當法庭於1988年宣佈巫統為非法組織時，馬哈迪馬上成立他的「新巫統」，用以取代原巫統。就這樣他堅定了「以黨治國」的理念。
如果我們不善忘的話，當1981年馬哈迪成為首相時，他就刻意開放黨署理主席由東姑拉沙裡及慕沙希淡爭奪，由勝者出任副揆。當時馬哈迪這樣說，他讓黨代表自由選副首相。
因為此例一開，當安華在1993年逼走嘉化峇峇成為黨署理主席時，馬哈迪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委任安華為副首相，結果當時報章只用了一小欄發表首相署的公告。
由於這樣，馬哈迪在1998年革除安華時，也只能從副主席中挑一人接班。就這樣阿都拉巴達威開始他的政治青雲路。
綜上觀之，不論我們喜歡與否，巫統的治國方略是「以黨治國」的，也不存在「黨政分家」這一說法。
「以政壓黨」馬華靠邊站
回過頭來看馬華公會，它也是從來沒有放棄「以黨治國」的理論，雖然它明知道「當家不當權」，但也根據巫統的模式以黨為重。可是它在某個時候忽略了「以政治黨」的逆轉性。
例如1958年林蒼祐當選馬華總會長時，他既不是內閣部長，也不是檳州首席部長，只是一名州議員和被委任的國會議員。而出任部長的馬華代表有李孝式、陳修信、梁宇皋及翁毓麟。就這樣，一切重要決策在內閣中決定時，林蒼祐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也因為這樣，東姑在1959年對聯盟候選人的排陣祭出「以政壓黨」時，馬華當權派只得靠邊站，「以黨治國」的理念成為笑柄。
當林蒼祐於1959年辭總會長後，接位的是過渡人物謝敦祿，他也不是內閣部長，只是一名上議員（曾任吉打州行政議員），一切權力操在陳修信手裡。因此從1959年到1961年，馬華的「以黨治國」理念只是流於形式，也唯有在1962年陳修信正式出任馬華總會長後，「以黨治國」的理念才多少發揮作用（即馬華的議席配額由馬華推薦人選）。
李三春（1974─1983間任馬華總會長）顯然是最會演繹「以黨治國」理論的。他決意牢牢控制黨，再用黨的力量和權威與巫統力爭。當然這是在不傷及巫統權益的大前提下進行的。比如馬華被允許在國陣內向民政黨發難，只要能拿下民政黨，巫統是不會太過干預的。
馬華在李三春之後所出現的總會長，說老實話竟無一人能出其右。這不是說他們的學識沒有高過李三春，而是他們的謀略與政策的制定是不夠黨性化，經常碰到外來的壓力時就折返或繞道而行，無法像李三春的時代讓人感受到這是一位敢做敢當的總會長。他連行動黨老大都敢面對了，還有什麼他不敢做的？他在位時，起用林建壽打林蒼祐的戰略不論對和錯，不論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確是帶活馬華公會的人，至少在檳州是如此。
「黨政分家」未必行得通
李三春更絕的一招，是專門在檳城收編反對黨的議員，以加強馬華的政治力量和談判籌碼，例如在1982年大選前，馬華原只有兩個檳州議員（即石清霖與黃瑞欽），後來李三春拉攏兩位行動黨州議員（陳毓書與蕭漢欽）加入馬華，又於1980年的一場補選林建壽勝出，馬華一共有五名州議員。這使到李三春累積了籌碼，要求檳州以八席對八席和民政平分秋色而得逞。
自李三春以後在位最久的總會長是林良實，無奈他是在馬哈迪當政的年代出任總會長，要怎麼突破也不可能了。抑有進者，馬哈迪的「以黨治國」中也會使出「以政治黨」來克住馬華，讓馬華不能輕舉妄動。對此，林良實有最深切的感受。
來到黃家定的年代（2003年），國家已進入阿都拉時代，他同樣發現到馬華在國陣內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模糊，因而他轉向黨內提出改革之道。這種民主化的推動也無法改善和提升馬華「以黨治國」的地位，因為面對強大的巫統，它必須或讓路或妥協，否則難成大事。308政治海嘯就是讓馬華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
如果說「以黨治國」模式行不通，馬華需要改成「黨政分家」又是否行得通呢？它依然有危險性。
例如新任總會長蔡細歷不入閣，讓其他人擔任內閣部長，走向「黨政分家」第一步。這是馬華自林蒼祐以降就不曾有過的先例。蔡細歷如果不想成為林蒼祐第二或謝敦祿第二的話，他應有所領悟，警惕自我設陷。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以党治国 = 一党治国？PART 1
大马特殊政治生态导致政权监督失衡，结果形成巫统一党独大。无形中，国家机制、政策都得看它的脸色。资深评论人谢诗坚最近对此作出深入剖析。
请看转载自《东方日报》的文章。日期：2010年4月10日
PART 1: 馬華「以黨治國」的評議
並不是只有共黨執政的國家才推行「以黨治國」的理念，而是有些推行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奉行「以黨治國」的理念。英國人給它的殖民地留下的政黨政治就是朝著這一方向走。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等，但英國人民因政治已成熟，也早已過渡到政黨是選舉機器，而不是停留在「以黨治國」的階段；可是馬來西亞直到今天仍在沿用「以黨治國」的政治模式。
最明顯表達這一意願的是我國第二任首相敦拉薩於1970年9月22日就任時這樣說：「這個政府是基於巫統組成的，我為此權力賦予巫統，以便巫統來決定其形勢—政府必須依隨巫統的要求和願望——它所執行的政策必須由巫統來決定」。
這是「513」事件後我國政治經過洗牌後，首次由巫統主席提出「以黨治國」的理念，在以後的歲月里，巫統按照這個理念對政治格局作了相應的調整，包括於1974年將聯盟擴大成國陣，以容納更多的政黨加入巫統組成的家庭，以國陣的名義聯合執政。
即使在敦拉薩以前的東姑時代，巫統也在1959年展示了它的權威，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58年馬華改選，林蒼祐上台出任馬華總會長，他與其團隊提出了要求分配1/3的國席予馬華（總數104席），以便修憲時馬華獲得咨詢，雙方關係因而鬧僵。在暗渡陳倉下，東姑避開林蒼祐當權派而與陳修信派取得結盟，推出1959年沒有林蒼祐及其派系人馬的聯盟候選人。
堂堂總會長沒有參與推薦候選人的份，顯示了馬華在那個時候「既不當家也不當權」，好像不存在或不流行所謂「以黨治國」的理念，要不然怎麼會發生總會長被擱置一旁的事件？
正因為這樣，當陳修信於1962年正式成為馬華總會長後，黨章就以巫統為模式作了修改，也賦予總會長巨大權力推動黨務，「以黨治國」的理念逐漸在馬華形成。例如1972年，陳修信直接向首相提出委任林敬益為特別任務部長（新村事務）而獲得接受；又於1973年撤林之職務也同樣被接納。這表現了馬華當權派得以有限度地發揮了「以黨治國」的理念。換句話說，如果未得總會長的同意，是沒有可能出任內閣部長或一官半職的。
跟隨巫統的政治模式
到了李三春的時代（1974-1983），他因受挫於民政的出現而降低了馬華在政府內扮演的角色，乃通過另一方式演繹馬華「以黨治國」的本色。例如1979年馬華黨選後，失敗的曾永森面臨除名內閣的命運。李三春一封信給時任首相的胡先翁，曾永森就失去部長職。又如在1982年大選前，李三春用他的政治生命賭一把，寧可移師芙蓉國席面對行動黨主席曾敏興，以換取馬華在檳州的「抬頭」，獲分配與民政同等的州席（8對8），且被「承諾」哪個政黨議席較多就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林建壽與林蒼祐於1982年爭奪首席部長的故事並非空穴來風（後來馬華落空是另外一回事）。
自陳修信以降，馬華的歷任總會長
並沒有改變「以黨治國」的方式來整頓和改組馬華公會。雖然它在馬哈迪主政後（1981-2003）面對越來越大的挑戰乃至壓力，在推動「以黨治國」的策略上受制和力所不逮，但沒有因此促使馬華重新思考它跟隨巫統的政治模式是否需要檢討，因為巫統確實是「以黨治國」，而且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馬華在國陣內的地位越來越模糊，也不得不承認「當家不當權」。但在整個國陣大格局不改下；尤其是巫統「以黨治國」的理念牢固下，馬華公會也只好隨波逐流了。
舉個例子說明，1999年大選後，馬華在檳州贏得9席，民政黨11席，突然有兩名民政當選議員退黨成獨立議員，表明支持馬華公會（情況如同霹靂3名州議員背叛民聯成為獨立議員，但支持國陣）。這一下子，馬華有11名州議員，民政剩下8名。如果按照1982年的「君子協定」，則議席多的政黨出任首席部長。可是馬哈迪首相在左思右想下，覺得不妥當，最後還是把主導政權交回給民政黨，理由是這樣的選後跳黨不算數。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那一年的浮羅交怡的神話故事就是這麼來的（馬華的全部議員被請到浮羅交怡度假，不許與外界聯絡，「軟禁」中被善待，等著檳州再變天）。
沒有直接掌握政權
這說明了在時局不同下，馬華的「以黨治國」理論是行不通的，因為它沒有直接掌握政權，而只是分享部分政權。
在這方面，時評人潘永強提出了「以黨治國」的理念使到馬華陷入困境，而必須轉型到「黨只是選舉機器」；同時馬華的過度民主也無法發揮政黨效用，還不是總會長一人說了就算。
這個說法是值得關注和重視的，但馬華轉型得了嗎？首先它有兩個問題必須探討：１馬華公會的「以黨治國」的理念是否是錯位的安置？既沒有這樣的權勢和控制權，又何來推動「以黨治國」的理論？除非它在聯合政府內有一定的權威和決定權。２在巫統不改變既定的方針和治國方略下，馬華能自我轉型嗎？即使馬華成功轉型成「黨只是選舉機器」，那誰來代表馬華爭取在政府的權力。靠中選的代議士？若代議士減少（如若2008年大選後），馬華又怎樣？若是更少又如何？假設馬華又恢復全盛時代，參選40席全勝，但在222總數席位中，它能起什麼決定性的作用？
這樣的算來算去，馬華在巫統不轉型下的自我轉型，那也改變不了當家不當權的局面。因此馬華應該不是因為「以黨治國」的理念造成困境，而是它在國陣結構性的改變下，無法相適應地調整自己，反而繼續按照自己的模式追求民主化，以為民主可以為馬華帶來振興與活力。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馬華還是無法解決在政府中的弱勢地位，比如後期的馬華把官職交給首相決定，如果首相不換人，它也是沒有辦法的，不似陳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可以發揮換人的權力（有點「以黨治國」的味道）。
因此在馬華黨選過後，馬華部長和官職在什麼時候變動，是由首相來決定，不再是馬華說了就算。這意味著「以黨治國」的理論已告退化，馬華也許需要另尋對策。我們且將這個重責交給馬華本身去深思和檢討。
请看转载自《东方日报》的文章。日期：2010年4月10日
PART 1: 馬華「以黨治國」的評議
並不是只有共黨執政的國家才推行「以黨治國」的理念，而是有些推行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奉行「以黨治國」的理念。英國人給它的殖民地留下的政黨政治就是朝著這一方向走。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等，但英國人民因政治已成熟，也早已過渡到政黨是選舉機器，而不是停留在「以黨治國」的階段；可是馬來西亞直到今天仍在沿用「以黨治國」的政治模式。
最明顯表達這一意願的是我國第二任首相敦拉薩於1970年9月22日就任時這樣說：「這個政府是基於巫統組成的，我為此權力賦予巫統，以便巫統來決定其形勢—政府必須依隨巫統的要求和願望——它所執行的政策必須由巫統來決定」。
這是「513」事件後我國政治經過洗牌後，首次由巫統主席提出「以黨治國」的理念，在以後的歲月里，巫統按照這個理念對政治格局作了相應的調整，包括於1974年將聯盟擴大成國陣，以容納更多的政黨加入巫統組成的家庭，以國陣的名義聯合執政。
即使在敦拉薩以前的東姑時代，巫統也在1959年展示了它的權威，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58年馬華改選，林蒼祐上台出任馬華總會長，他與其團隊提出了要求分配1/3的國席予馬華（總數104席），以便修憲時馬華獲得咨詢，雙方關係因而鬧僵。在暗渡陳倉下，東姑避開林蒼祐當權派而與陳修信派取得結盟，推出1959年沒有林蒼祐及其派系人馬的聯盟候選人。
堂堂總會長沒有參與推薦候選人的份，顯示了馬華在那個時候「既不當家也不當權」，好像不存在或不流行所謂「以黨治國」的理念，要不然怎麼會發生總會長被擱置一旁的事件？
正因為這樣，當陳修信於1962年正式成為馬華總會長後，黨章就以巫統為模式作了修改，也賦予總會長巨大權力推動黨務，「以黨治國」的理念逐漸在馬華形成。例如1972年，陳修信直接向首相提出委任林敬益為特別任務部長（新村事務）而獲得接受；又於1973年撤林之職務也同樣被接納。這表現了馬華當權派得以有限度地發揮了「以黨治國」的理念。換句話說，如果未得總會長的同意，是沒有可能出任內閣部長或一官半職的。
跟隨巫統的政治模式
到了李三春的時代（1974-1983），他因受挫於民政的出現而降低了馬華在政府內扮演的角色，乃通過另一方式演繹馬華「以黨治國」的本色。例如1979年馬華黨選後，失敗的曾永森面臨除名內閣的命運。李三春一封信給時任首相的胡先翁，曾永森就失去部長職。又如在1982年大選前，李三春用他的政治生命賭一把，寧可移師芙蓉國席面對行動黨主席曾敏興，以換取馬華在檳州的「抬頭」，獲分配與民政同等的州席（8對8），且被「承諾」哪個政黨議席較多就出任檳州首席部長。林建壽與林蒼祐於1982年爭奪首席部長的故事並非空穴來風（後來馬華落空是另外一回事）。
自陳修信以降，馬華的歷任總會長
並沒有改變「以黨治國」的方式來整頓和改組馬華公會。雖然它在馬哈迪主政後（1981-2003）面對越來越大的挑戰乃至壓力，在推動「以黨治國」的策略上受制和力所不逮，但沒有因此促使馬華重新思考它跟隨巫統的政治模式是否需要檢討，因為巫統確實是「以黨治國」，而且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馬華在國陣內的地位越來越模糊，也不得不承認「當家不當權」。但在整個國陣大格局不改下；尤其是巫統「以黨治國」的理念牢固下，馬華公會也只好隨波逐流了。
舉個例子說明，1999年大選後，馬華在檳州贏得9席，民政黨11席，突然有兩名民政當選議員退黨成獨立議員，表明支持馬華公會（情況如同霹靂3名州議員背叛民聯成為獨立議員，但支持國陣）。這一下子，馬華有11名州議員，民政剩下8名。如果按照1982年的「君子協定」，則議席多的政黨出任首席部長。可是馬哈迪首相在左思右想下，覺得不妥當，最後還是把主導政權交回給民政黨，理由是這樣的選後跳黨不算數。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那一年的浮羅交怡的神話故事就是這麼來的（馬華的全部議員被請到浮羅交怡度假，不許與外界聯絡，「軟禁」中被善待，等著檳州再變天）。
沒有直接掌握政權
這說明了在時局不同下，馬華的「以黨治國」理論是行不通的，因為它沒有直接掌握政權，而只是分享部分政權。
在這方面，時評人潘永強提出了「以黨治國」的理念使到馬華陷入困境，而必須轉型到「黨只是選舉機器」；同時馬華的過度民主也無法發揮政黨效用，還不是總會長一人說了就算。
這個說法是值得關注和重視的，但馬華轉型得了嗎？首先它有兩個問題必須探討：１馬華公會的「以黨治國」的理念是否是錯位的安置？既沒有這樣的權勢和控制權，又何來推動「以黨治國」的理論？除非它在聯合政府內有一定的權威和決定權。２在巫統不改變既定的方針和治國方略下，馬華能自我轉型嗎？即使馬華成功轉型成「黨只是選舉機器」，那誰來代表馬華爭取在政府的權力。靠中選的代議士？若代議士減少（如若2008年大選後），馬華又怎樣？若是更少又如何？假設馬華又恢復全盛時代，參選40席全勝，但在222總數席位中，它能起什麼決定性的作用？
這樣的算來算去，馬華在巫統不轉型下的自我轉型，那也改變不了當家不當權的局面。因此馬華應該不是因為「以黨治國」的理念造成困境，而是它在國陣結構性的改變下，無法相適應地調整自己，反而繼續按照自己的模式追求民主化，以為民主可以為馬華帶來振興與活力。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馬華還是無法解決在政府中的弱勢地位，比如後期的馬華把官職交給首相決定，如果首相不換人，它也是沒有辦法的，不似陳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可以發揮換人的權力（有點「以黨治國」的味道）。
因此在馬華黨選過後，馬華部長和官職在什麼時候變動，是由首相來決定，不再是馬華說了就算。這意味著「以黨治國」的理論已告退化，馬華也許需要另尋對策。我們且將這個重責交給馬華本身去深思和檢討。
2010年3月5日星期五
大馬政黨政治的變化
转载自《东方日报。东方名家》。
作者：謝詩堅。日期：2010年3月4日
《東方日報》於2月28日刊登了記者覃心靖的報導，公佈了目前仍存在的33個政黨名單，也公佈了近20年來已解散的22個政黨的名單，讓我們從中瞭解馬來西亞的政黨政治的變化。但我們有必要加以分析和評述，才能理出一個頭緒來。因為從圖表中我們看不到政黨蛻變帶來的影響。
就以國陣來說，它目前仍是最大的組合，一共有13個成員黨。雖然在2008年大選後，沙巴進步黨退出國陣，但沒有影響國陣在中央及沙巴的執政地位。
1974年聯盟正式擴大成國民陣線（國陣）時，最初的階段是9個成員黨，後來就逐漸發展成14個成員黨，主要是指東馬方面的政黨起了顯著的變化。
至於西馬方面，國陣的成員黨的變化除了1977年回教黨被排出國陣（從此它不再回到國陣）外，其他成員黨保持不變，但要數人民進步黨的時運最不濟。它在1974年的大選失利後，雖勉強維持在霹靂州的聯合政府，但地位已逐漸被馬華、民政與國大黨所取代。直到今天，人民進步黨雖仍保有一委任副部長，當年議席已被友黨瓜分，加上黨內訌不斷，在國陣內的身份已是今非昔比。
一項值得注意的是國陣在沙巴及砂拉越各有4個成員黨，前者已是由巫統在沙巴主政和掌握局面（所謂首席部長輪任制，雖從1994年開始，但在2004年結束。目前首長不再由各黨輪任），後者則一路來由土著保守黨掌權。土保黨直到今天仍未讓巫統東渡，但它在重要課題上與中央相一致，也就被容忍繼續主導大局。
從這樣來看，沙巴和砂拉越兩個州的其他成員黨都是扮演輔助性的角色。過去沙巴（70年代到90年代）曾有過政黨輪替執政，如人民黨取代沙統，或團結黨取代人民黨，但這樣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近了。
因此在308政治海嘯後，國陣的主力除了巫統外，剩下就是東馬兩州。這就造成東馬政黨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西馬的其他成員黨如馬華、民政及國大黨已不再意氣風發了。
國陣蛻變打擊成員黨
在這種情形下，巫統提出國陣的改章和改組是預料中事。目前有兩個方案被提出來，一個是擴大國陣組織，將反對黨收編（一如「513」事件後的大洗牌）；另一個是允許國陣直接招收個人黨員（或附屬黨員），或開放門戶給其他政黨和非政府組織。不論哪一個方案，都將對馬華帶來巨大的衝擊，連帶也影響民政和國大黨在國陣的地位。
這就是說，在新形勢下，國陣肯定會有變化，不能囿於現有的格局中；尤其是在下一屆大選前，必會打出「新國陣」的牌子。因為在2008年的大選中，輸的不是巫統而是它的合作夥伴，如馬華、民政及國大黨。這意味著這三個政黨要好自為之和努力振作，否則它們的政治命運不容樂觀。
如果說執政集團方面，數十年來的變化不是很大，那麼反對黨的變化也就相對大了。基本上我們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演繹反對黨的「跌巖起伏」。
第一階段（1957—1969）是左翼的政黨組成社陣，與右翼的聯盟決一長短。間中也團結了保守但也曾不反共的回教黨並展開合作。後來以左翼退出大選作為一個時代的終結。
第二階段（1969-1989）的整整20年中，反對黨的性質有所改變。延續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在1964年大選的鬥爭，民主行動黨在1969年大選中脫穎而出，雖然此時新加坡已是獨立國，但馬來西亞的行動黨仍然以「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為口號。
在這個過程中，有民政黨的分裂，導致陳志勤另組社會正義黨爭一口氣。可惜時機不對。陳志勤的正義黨在1974年的大選一敗塗地，最後在1978年大選後草草收檔。
另外一個政黨是由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會民主黨，它的發起人是原檳州行動黨主席葉錦源（1978年與林吉祥鬧翻），及後來加入了范俊登。該黨先後在1978及1982年角逐大選，結果全軍覆沒，較後無疾而終。
這個時期的反對黨，只有民主行動黨一枝獨秀，其他反對黨都靠邊站。林吉祥也因之成了反對黨的代名詞。
第三階段（1990-1998）：1989年以東姑拉沙裡為首的一派從巫統脫離出來，另起爐灶成立46精神黨。他是因為在1987年在巫統黨選敗中給馬哈迪後被逼離黨出走。初時聲勢十分浩大，並結合了行動黨與回教黨分別組成聯合陣線，在大選中單挑國陣。
1990年的大選，行動黨在檳州奪得14席，只差3席即起而執政。
回教黨在46精神黨的支持下也揚眉吐氣，重奪吉蘭丹執政權。這意味著46精神黨的出現，給回教黨和行動黨帶來新的生命力。
反對黨聯手引發海嘯
第四階段（1999-2010）：1999年的大選，反對黨陣營又有巨變，領導人是被馬哈迪革職的副首相安華。他比東姑拉沙裡更前一步促成行動黨與回教黨及公正黨三方直接聯手，組成「替陣」（替代陣線），那時人民黨也在其中。
選舉結果是回教黨大勝，崛起成第一反對黨，更奪得登嘉樓州政權；行動黨黯然失色，其兩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雙雙倒下。
國民公正黨勉強立足政壇，此時安華已失去自由。
因為回教黨的宗教化政治，也導致行動黨在2001年退出替陣。
2004年的大選，反對黨在一盤散沙下，無所收穫。
2008年，安華出獄後再一次促成反對黨分別聯手，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嘯。
如今這三個黨已組成民聯，其他的反對黨也只能靠邊站，即使仍有19個反對黨存在，基本上還是以這三黨為主。它們正面對國陣洗牌的挑戰，也面對國陣的衝擊。
孰劣孰優在下一屆大選中將見真章。因此馬來西亞雖是多黨制，但算來算去，真正能發揮作用的，連同國陣在內，也不足20個政黨。這就是當下的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
作者：謝詩堅。日期：2010年3月4日
《東方日報》於2月28日刊登了記者覃心靖的報導，公佈了目前仍存在的33個政黨名單，也公佈了近20年來已解散的22個政黨的名單，讓我們從中瞭解馬來西亞的政黨政治的變化。但我們有必要加以分析和評述，才能理出一個頭緒來。因為從圖表中我們看不到政黨蛻變帶來的影響。
就以國陣來說，它目前仍是最大的組合，一共有13個成員黨。雖然在2008年大選後，沙巴進步黨退出國陣，但沒有影響國陣在中央及沙巴的執政地位。
1974年聯盟正式擴大成國民陣線（國陣）時，最初的階段是9個成員黨，後來就逐漸發展成14個成員黨，主要是指東馬方面的政黨起了顯著的變化。
至於西馬方面，國陣的成員黨的變化除了1977年回教黨被排出國陣（從此它不再回到國陣）外，其他成員黨保持不變，但要數人民進步黨的時運最不濟。它在1974年的大選失利後，雖勉強維持在霹靂州的聯合政府，但地位已逐漸被馬華、民政與國大黨所取代。直到今天，人民進步黨雖仍保有一委任副部長，當年議席已被友黨瓜分，加上黨內訌不斷，在國陣內的身份已是今非昔比。
一項值得注意的是國陣在沙巴及砂拉越各有4個成員黨，前者已是由巫統在沙巴主政和掌握局面（所謂首席部長輪任制，雖從1994年開始，但在2004年結束。目前首長不再由各黨輪任），後者則一路來由土著保守黨掌權。土保黨直到今天仍未讓巫統東渡，但它在重要課題上與中央相一致，也就被容忍繼續主導大局。
從這樣來看，沙巴和砂拉越兩個州的其他成員黨都是扮演輔助性的角色。過去沙巴（70年代到90年代）曾有過政黨輪替執政，如人民黨取代沙統，或團結黨取代人民黨，但這樣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近了。
因此在308政治海嘯後，國陣的主力除了巫統外，剩下就是東馬兩州。這就造成東馬政黨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西馬的其他成員黨如馬華、民政及國大黨已不再意氣風發了。
國陣蛻變打擊成員黨
在這種情形下，巫統提出國陣的改章和改組是預料中事。目前有兩個方案被提出來，一個是擴大國陣組織，將反對黨收編（一如「513」事件後的大洗牌）；另一個是允許國陣直接招收個人黨員（或附屬黨員），或開放門戶給其他政黨和非政府組織。不論哪一個方案，都將對馬華帶來巨大的衝擊，連帶也影響民政和國大黨在國陣的地位。
這就是說，在新形勢下，國陣肯定會有變化，不能囿於現有的格局中；尤其是在下一屆大選前，必會打出「新國陣」的牌子。因為在2008年的大選中，輸的不是巫統而是它的合作夥伴，如馬華、民政及國大黨。這意味著這三個政黨要好自為之和努力振作，否則它們的政治命運不容樂觀。
如果說執政集團方面，數十年來的變化不是很大，那麼反對黨的變化也就相對大了。基本上我們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演繹反對黨的「跌巖起伏」。
第一階段（1957—1969）是左翼的政黨組成社陣，與右翼的聯盟決一長短。間中也團結了保守但也曾不反共的回教黨並展開合作。後來以左翼退出大選作為一個時代的終結。
第二階段（1969-1989）的整整20年中，反對黨的性質有所改變。延續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在1964年大選的鬥爭，民主行動黨在1969年大選中脫穎而出，雖然此時新加坡已是獨立國，但馬來西亞的行動黨仍然以「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為口號。
在這個過程中，有民政黨的分裂，導致陳志勤另組社會正義黨爭一口氣。可惜時機不對。陳志勤的正義黨在1974年的大選一敗塗地，最後在1978年大選後草草收檔。
另外一個政黨是由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會民主黨，它的發起人是原檳州行動黨主席葉錦源（1978年與林吉祥鬧翻），及後來加入了范俊登。該黨先後在1978及1982年角逐大選，結果全軍覆沒，較後無疾而終。
這個時期的反對黨，只有民主行動黨一枝獨秀，其他反對黨都靠邊站。林吉祥也因之成了反對黨的代名詞。
第三階段（1990-1998）：1989年以東姑拉沙裡為首的一派從巫統脫離出來，另起爐灶成立46精神黨。他是因為在1987年在巫統黨選敗中給馬哈迪後被逼離黨出走。初時聲勢十分浩大，並結合了行動黨與回教黨分別組成聯合陣線，在大選中單挑國陣。
1990年的大選，行動黨在檳州奪得14席，只差3席即起而執政。
回教黨在46精神黨的支持下也揚眉吐氣，重奪吉蘭丹執政權。這意味著46精神黨的出現，給回教黨和行動黨帶來新的生命力。
反對黨聯手引發海嘯
第四階段（1999-2010）：1999年的大選，反對黨陣營又有巨變，領導人是被馬哈迪革職的副首相安華。他比東姑拉沙裡更前一步促成行動黨與回教黨及公正黨三方直接聯手，組成「替陣」（替代陣線），那時人民黨也在其中。
選舉結果是回教黨大勝，崛起成第一反對黨，更奪得登嘉樓州政權；行動黨黯然失色，其兩位巨人林吉祥及卡巴星雙雙倒下。
國民公正黨勉強立足政壇，此時安華已失去自由。
因為回教黨的宗教化政治，也導致行動黨在2001年退出替陣。
2004年的大選，反對黨在一盤散沙下，無所收穫。
2008年，安華出獄後再一次促成反對黨分別聯手，才有了308的政治海嘯。
如今這三個黨已組成民聯，其他的反對黨也只能靠邊站，即使仍有19個反對黨存在，基本上還是以這三黨為主。它們正面對國陣洗牌的挑戰，也面對國陣的衝擊。
孰劣孰優在下一屆大選中將見真章。因此馬來西亞雖是多黨制，但算來算去，真正能發揮作用的，連同國陣在內，也不足20個政黨。這就是當下的馬來西亞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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