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东方日报。东方文薈》
作者 ：鄭庭河
日期 ：2010年6月13日
在這摩登社會，形象非常重要，尤其對於年輕人而言，甚至或還足以左右其觀感和判斷。曾從朋友那兒聽到一個有趣個案：有位年輕文友本來很仰慕某位留台女作家，及於某次研討會上發現其偶像「臉上塗著厚厚的一層妝」後，良好印象立即就跳水。
當然，不敢說年輕人都那麼「膚淺」，大家畢竟還是成熟穩重的居多，懂得理性地判斷好壞，而非以貌取人。只不過，作為公眾人物或代表性單位的，若除了外觀之外，於言談舉止和行事風格等方面都不注重形象經營的話，日累月積，的確會叫人逐漸失去興趣，乃至信心，甚至還莫名其妙地產生厭惡感。
從最近收集到的一些訊息，可感知的一個輿論焦點是：我國的華教運動和代表性單位，經過上幾個年代豪氣干雲的鬥爭高潮之後，今天是否已開始淪為老邁、呆鈍、鬆弛、退守、敷衍、綏靖，以至形象不佳，勾不起年輕一代的好感及認同了呢？
坦白說，70後的年輕人普遍感受不到華教運動最火紅、最高亢、最軒昂的鬥爭風采，也的確是事實——歲月畢竟是最有效的隔離牆、絕緣體。雖說集體記憶不是不能通過教育、藝術創作或公共儀式來保溫，乃至復活，然大部分的年輕人都不是在華社主導的教育體系和宣傳語境下成長，對華教運動感覺陌生，也屬理所當然。
實際上，不僅陌生，眾多年輕華人還在官方掌控的學校教育、學術論述和主流媒體的潛移默化下，對華教一知半解乃至充滿誤解，也是事實。就算是華校，如獨中出身者，也別期望其人熟悉華教理念和奮鬥史。至於如本人那樣自國中畢業而又來自華社「邊區」者，若非來吉隆坡深造和工作，並有機會接觸文教界，更會是一無所知。
華教人士自林連玉時代起，為維護民族教育和文化而遭遇種種打擊和挫敗，若能比較深入地去瞭解，對於其悲悵、激憤之情，其實是可以客觀、公正地理解的。然而，不是每個年輕人都會花功夫去翻閱相關史料，遑論親身去接觸那些尚存的「鬥士」（都逐漸凋零了），所以對其人的悲情無法體會和同情，亦屬當然。
沉重悲情不妨礙現代化
於是，華教悲情對於當今許多誕生於另一個時代之大山背面的年輕華人而言，其實是不太相干的，因為他們雙眼眺望和舉步朝向的，已是另一番風景。若無人把山之另一面曾經轟轟烈烈地發生的場景和高大巍峨的身影復原，他們就只看到山這一面殘存的佝僂和蒼白，而且印象不佳，甚至都覺得是一種荒謬、離譜、虛偽的累贅和負擔。
其實，悲情不一定就是一種「負資產」。研究宗教者都知道，不少宗教其實都帶有濃厚的悲情記憶和蒙難者情意結，然它們卻一點都不落伍、老化，反而不斷有年輕的新血加入，並且分享悲情。這些宗教非常懂得把悲情保溫、醞釀、昇華，發掘其內在的道德意涵及積極精神，結果反而能從悲情中不斷衍生生命力和魅力，乃至創造宏遠的普世價值。
比如說猶太教、什葉派伊斯蘭教、錫克教、巴哈伊教、摩門教、卡爾文宗、貴格會等，乃至一些如今已是很主流的宗教，在創教初期或發展過程中都是血淚斑斑、可歌可泣，遺留下非常多的悲情記錄。部分宗教還通過節日中的莊嚴儀式和集體活動，一再地「重演」或渲染悲劇，以啟發和教化其信眾——如什葉派異常哀痛、激昂的阿舒拉節。如此沉重的悲情，顯然並不阻礙這些宗教的延續、繁榮，乃至現代化。
當然，談到這裡，很多人又要提醒我了：華教不是宗教！的確，大馬華教不是宗教，頂多僅是「准宗教」而已。無論如何，我還是覺得它於許多方面的確有新興宗教的形式和氣質，包括集體的記憶、理念、信仰、理想、意識形態、使命感、情誼，以及各種意義飽滿的符號或圖騰，包括儀式、偶像、音樂、故事、標準動作、舞台表演、口號等。某些評論人甚至指控部分華教先賢都被「神化」了。
如林連玉者，其實未必已被捧到「神」的地步，但他類似「殉教」的姿態，的確極富震撼性和感召力，或許假以時日，還真的有被民間祭拜的可能——傳統華人本就有膜拜英雄的習俗。在當權者一直不肯予以平反的情況下，林氏便逐漸登上一種傳奇性的「民間烈士」之精神寶座，很容易被拿來當作凝聚華社情感和力量的准宗教偶像。
因而，如果華教是准宗教的話，借鑒某些宗教的經驗，它其實也可以保溫，乃至進一步「開發」其悲情記憶。當然，這並不是要建議華教「消費」或「兜售」其悲情戲碼，而是從深刻的悲情中發掘一些真摯、誠懇的道德理念和精神價值，再把其泛化為一種超越族群和文化疆界的普世原則或信念。比如從林連玉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悲劇中，人們其實已可以解讀出一種文化多元、世界大同的崇高願景。
昇華苦難為普世大愛
如果十字架上的耶穌，還能仁慈、博大地寬恕及救贖世人的話，華教的苦難和悲情，也可以自我昇華為一種普世的大愛或大願：為所有的文化弱勢者，乃至壓迫者祝福和祈禱——的確：「沙文主義」不應該是華教的罪名，因它除了只是單純地要維護族群文化的生長空間，也倡導各族的自由、平等、互惠和共榮。總言之，悲情不一定就是狹隘、自閉的，也是可以是很超越、寬宏的。
如果華教真的能夠發掘和轉化其悲情「資產」來自我轉型、增值的話，配合一些比較專業的形象塑造，我覺得當今的年輕人未必不會正視和肯定其角色及價值，乃至自願參與其事業。
無論如何，這還有視於華教隊伍的領導層是否已有足夠的清楚識見、積極思維、道德決心和政治意願來改變自己、塑造新風。畢竟經過一些不幸的風波，眾多年輕人眼中的華教事業已非那麼「純淨」和「正義」了。
如果華教是准宗教，那道德上就不能自我麻木和委蛇，甚至逃避和沉淪，有些事真的必須以破釜沉舟、壯士斷臂的決心來自我糾正、改革和承諾，否則下一個時代，華教將只剩下寂寞的墓碑和紀念碑。
質言之，除了理念，也許道德才是一個民權和文化運動最關鍵的形象指標，也是年輕人可以心悅誠服地仰望和尋找希望的伯利恆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