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薈：獨立前後的兩起五一三

转载自《东方日报》
作者：陈良
日期：2010年5月16日

歷史常由偶發事件所造成，但偶然背後往往有其必然。

前幾天是五一三事件41週年，大家自然想起1969年5月13日的種族衝突事件，卻很少會注意到同樣影響深遠的1954年5月13日那場學潮，今年正是這場學潮的64週年。

歷史真是無巧不成書，連日子都弔詭地選在同一天。

兩個五一三事件前後相隔了15年，一個發生在新加坡，一個則在本國；一個是種族的流血衝突，一個則是中學生與警員的流血對抗。

兩起事件異地異時，互不相干，但如果從宏觀的戰後馬新歷史來看，竟有著前後相承的脈絡語境，是異中有同的歷史事件。

從1954到1969年，是二戰後馬新歷史關鍵的15年。1957年馬來亞獨立，1959年新加坡自治，再到1963年馬新合併後又分家。基本上是邁向獨立建國的歷程，也是朝野各方對建國議程相互角力拉扯的時代。

1954年發生的五一三事件，起因於華校生激烈反對英殖民政府的國民服役令，近千名中學生聚集抗議，結果場面失控，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終而引爆學潮。國民服役是政府掌控與編製人口最直接的手段，此學潮可視為華校生對官方體制的首波抗衡。

五一三學潮騷動數月，轟動新馬，華校生成了時代激憤的象徵，不但引領學運風潮，也是反殖反帝的中堅力量。此後學潮彼起此落，1956至1957年半島全國華校的大學潮，60年代後南大生屢次流血學潮，明顯都是不滿官方體制的抗爭。

還值得一提，五一三學潮是李光耀乘勢崛起的重要機緣。他因為充當被緝捕學生的義務律師，首次涉入了華校生的世界，當時華校生所帶給他的心理震撼，在他晚年的回憶錄裡依然清晰在目。這次的機緣成了他日後收編打壓華校與左派的重要印象與憑藉。

否決多元的霸權建構

至於1969年的五一三大家較熟悉，不必詳說。當時聯盟政府大選重挫，在野黨勝利遊行而觸發華巫暴動。此事件有多重含意，其中包括了獨立後非馬來人與官方體制的扞格。

最近的研究則指出，這起事件是巫統少壯精英派的奪權計謀，也意味了相對多元形象的東姑政策遭受否絕與反撲。

五一三事件宣告了敦拉薩時代的來臨，一系列新議程重新推出。首先是新經濟政策的土著與非土著之分；1971則有國家文化政策，馬來回教化與回教國教化積極推行，還有「馬來土地」意識型態的建構，到80年代「馬來主權」論述的提出，一個屬於土著的新國家編製逐漸完成。

就這點意義而言，1969年甚至比1957年的獨立更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政客動輒以五一三來要脅華社，因為五一三對他們來說不僅是耀武揚威的恐嚇而己，也是他們掌控霸權機制與建構意識型態的分水嶺。

前後兩個五一三，意味著從由官方所主導的國家建制工程的沿續與逐步落實，所不同的後者還加上排外的種族本位色彩。於是以華裔為主的反體制的抗爭歷史，到後來竟有意無意地被歧導入反國家反馬來人的論述中，華裔的建國貢獻與歷史就這樣輕易地被騎劫被扭曲了。